新科状元陈䢿万万没想到，金榜题名日，竟然就是自己的人头落地时。
大明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三月，科举殿试结果公布后，北方学子立马炸开了锅。
原来，这次科举考试录取的52人中：状元陈䢿，是福建闽县人；榜眼尹昌隆，是江西泰和人；探花刘仕谔，是浙江山阴人——剩下的49名进士，也全部是南方人。
对此，北方士子们非常愤怒，他们联名上疏，认为这一定是85岁的主考官、湖南茶陵人刘三吾作弊偏袒南方人，才导致北方士子全部落榜。
事情传到了70岁的老皇帝朱元璋耳朵里。尽管历年以来，每次新科进士，占绝对大头的都是南方人，但像今年一样全部是南方人中榜、北方人全部落榜的情况，还是第一次出现。同样心中疑惑的朱元璋于是下令，让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甲戌科状元、侍读学士张信等十一人组成联合调查组，每人“各阅十卷”重新审阅试卷。
但张信等十一人审来审去，都认为该次殿试的北方士子的试卷“文理不佳，甚至有犯禁忌之语”，无论各方面，确实明显不如南方士子的答卷优秀。
于是，张信等人联合向老皇帝启奏说，新科进士的录取名单并无不妥，录取的确实都是才学优秀之士，并且评卷时采取糊名制、誊抄制，公布前根本不知道谁是南方人、谁是北方人；从试卷来看，刘三吾主持录取的52人的试卷，明显“文理更佳”。
为了方便对比优劣，张信等人还特地抽取了北方考生的卷子进呈朱元璋，请老皇帝定夺最终结果。没想到北方考生又大肆鼓噪说，这一定是刘三吾授意张信等人，故意将北方考生中的“陋卷”进呈给老皇帝，以此来掩盖他们偏袒南方考生的罪责。
调查结果公布，北方考生还是不满意，作为帝国最高规格的人才选拔考试，如今竟然破天荒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，而两批考官都认为结果没有问题。龙颜大怒的朱元璋下令，直接将新科状元陈䢿、主持复查试卷的老状元张信，以及主考官白信蹈等人全部斩首弃市，而考虑到85岁的主考官刘三吾年纪已大，改而充军戍边。
两任状元无辜惨死，但朱元璋认为这并不足以安抚北方考生人心。在杀死一大批南方士子后，当年五月，他又宣布重新进行会试。这一次朱元璋亲自阅卷，并将全部61个录取名额，都分给了北方考生。同年六月，他主持殿试，专门录取了山东人韩克忠为状元，以笼络北方士子。
至此，历时三个月的科举大案表面上落下帷幕。后来，记录者将当年第一次全部52名录取进士皆为南方考生的春榜，称为南榜；第二次61名录取进士全部是北方考生的，则称为北榜，史称南北榜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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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后两任状元陈䢿、张信，仅仅因为才学出众、秉持公正，就无辜枉死南京城下，对此，朱元璋心中并非不知晓个中蹊跷，如果说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三月的南榜录取结果有问题，那么最该处死的，显然应该是主考官刘三吾。
但刘三吾并没有死。
朱元璋刻意放过了85岁的主考官刘三吾，并非因为他年纪大，而是朱元璋心中明白，能被他选为主考官的刘三吾，多年来一直是朝野公认的品行端正、德高望重之士，因此出现南榜录取结果全部是南方考生，朱元璋明白，肯定并非是刘三吾故意所为。
但作为最后意外扭转的胜利者，当年的北方考生们则一致认为，当年三月的南榜，一定是刘三吾搞的鬼，肯定是老头子作弊、偏袒南方人，最终幸亏是老皇帝朱元璋亲自出马，才矫正了这场惊天的“科场舞弊案”。
两任状元同时被杀，但时人对刘三吾的评价依然很高，在当时人看来，“三吾为人慷慨，不设城府，自号坦坦翁。至临大节，屹乎不可夺。”
这是一位在当时人看来，“三军不可夺志”的品行高尚之士，想当初，刘三吾的女婿、户部尚书赵勉贪污犯法，但刘三吾并未徇私舞弊、利用自己为朱元璋高度信任而替女婿求情，反而主动请求将女婿下狱论法，并且刘三吾还上书自责“素失教诲”，请求引咎辞职、“以励廉耻”。
据《震泽纪闻》记载，朱元璋时期有一名御史名叫王朴，作为陕西人的王朴刚直不阿，多次与朱元璋直面相争，最终被朱元璋下令斩首处死，临刑前，王朴在路过史馆时大声呼叫说：“学士刘三吾听之，某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。”由此可见，在当时朝野正直大臣们的心目中，刘三吾都是值得信赖的人物，其品行、才学，都是朱元璋时期的出类拔萃之人。
另外从刘三吾的角度和立场来说，他作为主考官，虽然也是南方人，但与新科状元陈䢿等人既不同省、又不同县，根本素不相识，当时已经年届85岁高龄的他，经历了朱元璋时期动辄杀戮几万人的腥风血雨，不会不明白朱元璋的作风，因此他根本不可能、也犯不着为了偏袒南方考生，而将自己置于生死悬崖、甚至连坐族诛的危险境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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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考官既然不太可能偏袒南方学子，张信等十一人的联合调查组也认为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的南榜录取结果没有问题，那么，朱元璋为何还要大开杀戒，拿两位状元开刀？
1368年，朱元璋在应天（南京）即皇帝位，建立明朝。明朝建立初期，朱元璋曾经在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直接将72名举人直接录取为进士；但此后明朝的科举制一度停摆，恢复隋唐以前的荐举制，由于荐举制容易滋生徇私舞弊等问题，到了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朱元璋又下令恢复科举制，并且“三年一试，著为定例”。
科举制发展至明代后，已经普遍实施了试卷糊名制、考卷誊抄制，以防止主考官认名字、认笔迹徇私舞弊，科举制度空前严格。
在考试级别上，明代科举考试分为童试、乡试、会试和殿试等多个层级，经过童试等地方选拔的，称为“秀才”；通过乡试等省级选拔的，称为“举人”；举人们到京城参加由礼部主持
的会试，会试中式者，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。
在明代，殿试不黜落考生，只是对考生重新排定名次，选中者统称为“进士”，其中第一名称为状元，第二名称为榜眼，第三名称为探花。
从隋唐开始兴起的科举考试，让无数学子为之癫狂，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前，科举考试的霸主，基本都是北方人。
以唐朝状元为例，在安史之乱（755年）爆发前，详细知道籍贯的8位状元，有7个都是北方人。
但是安史之乱（755-763年）以后，北方逐渐衰落，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，迁徙到江淮流域，大约从唐武宗会昌年间（843年前后）开始，来自南方的状元人数逐渐增多，从公元843年至 907年唐朝灭亡，64年间，秦岭、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，相继出现了11位状元，约占这一时期状元人数的 31.4%。
唐朝灭亡以后，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，北方持续战乱动荡，在大量人口南迁和经济中心南移的背景下，北方支持读书人的经济和文化基础都受到了严重摧残，经历中唐、晚唐和五代十国历时两百多年的动荡后，北方在文化上逐渐式微，而政治相对清平的南方，其经济文化开始全面崛起。
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，尽管北宋未能收复今天北京一带的燕云十六州，但其领土仍然基本涵盖了今天的南北方区域，从宋仁宗朝时期（1022-1063年）开始，在科举考试中，南方考生的全面崛起，已经势不可挡。
据史料记载，在宋仁宗朝代以前的北宋，明确籍贯的27名状元中，南方人仅为6人，占比21.4%；然而宋仁宗时期开始的30名北宋状元中，南方人却高达21人，占比高涨到了70%。
而从进士数量来看，在现在可以考据的北宋进士9630人中，其中南方诸路（省）为9164人，占比高达95.2%；北方诸路（省）仅为466人，占比仅为可怜的4.8%。
另外在后世扬名的唐宋八大家（唐代韩愈、柳宗元；宋代苏轼、苏洵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、欧阳修）中，除了韩愈（河南人）、柳宗元（山西人）两位唐朝名家是北方人外，宋代的六位“唐宋八大家”全部是南方人：其中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三个人，是今天的四川眉山人；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，曾巩是江西南丰人，欧阳修是江西吉安人。
可以说，唐宋八大家的籍贯所在地，和北宋进士的南北方籍贯对比，也反映出从北宋开始，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考生，就已经在科举考试中，开始碾压北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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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自安史之乱以后，北方持续动荡、南方持续发展的结果，这种南北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全面失衡，反映出来的结果，就是从北宋时期开始，南北方在科举考试进士录取人数上，越来越严重的失衡，但这种状况，在元朝时期，一度因为制度安排有所均衡。
1127年北宋被女真人灭亡后，偏居南方的南宋更加着力发展经济，进一步为南方的经济文化夯实了根基；1279年崖山之战南宋彻底灭亡后，历史全面进入了元朝时间（1271-1368年）。
蒙古人全面入主中原后，忽必烈对推尊孔子、提倡理学很是积极，在元朝一度恢复的科举考试中，蒙古人规定，会试考生为三百人，其中蒙古人75人、色目人75人、汉人75人、南人（原来南宋治下的汉人）75人；在录取比例上，蒙古人也平均分配，规定最终录取的100名进士中，蒙古人、色目人、汉人、南人比例各为25人。
而在朱元璋看来，元朝统治尽管只有97年时间，但蒙古人统治在北方士子中，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迹。
1368年明朝建立后，同年大将徐达北伐中原攻陷大都（北京），尽管元顺帝逃亡漠北，但当时北元在漠北、辽东、西北和云南等地仍然保留有强大军队，其中占据宁夏、甘肃一带的扩 廓帖木儿，“骑兵十万，步卒倍之”，经常进犯兰州；在辽东，北元太尉纳哈出则拥兵二十万，屯于辽河流域的金山。
史书记载，在1368年明朝建立后，当时北元“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，归附之部落，不下数千里也，资装恺仗，尚赖而用也，驼马牛羊，尚全而有也。”
当时，尽管北元被赶出了中原大地，但依托在各地遗留的强大军队，仅仅朱元璋执政时期，元朝残余势力就对明朝北边展开了十次大规模侵扰进攻，为了反击，朱元璋则在1368年后，先后组织了17次大规模反击，最终在明朝建立二十一年后，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年），明朝大将蓝玉率领15万大军，最终在捕鱼儿海（贝尔湖）之役中，彻底击败了北元最后的主力军，此后北元国力彻底衰颓，不再使用大元国号。
面对明朝建立后，北方边境这种复杂的政治战争局势，性情多疑、手段残酷的朱元璋非常敏感，当时，明朝在1368年建立后，明朝境内尤其是北方地区，仍然有不少读书人死忠于元朝，并以元朝遗臣、遗老自居，或“身在江南，心思塞北”，或“诈死佯狂，求解职事”，总之就是不愿意臣服明朝，“以不忘故国（元朝）也”。
因此，如何笼络北方读书人的人心，是明朝初期的政治大事。
在朱元璋看来，他在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恢复三年一考的科举制，就是不仅仅要完成在政治上的光复，而且还要实现文化上的光复，所以科举制对于笼络北方的士子和人心，无疑是重中之重。
面对明朝建立初期，和北元势力仍然处于拉锯交战的复杂局面，如何确保内部尤其是北方的人心安定，如何拉拢北方读书人的人心，可以说，在明朝初期，是一等一的政治大事。
所以，偏偏就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军事文化背景下，发生了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的南榜事件，以致北方士子集体上疏抗议，并到处鼓噪考试选拔不公，如果在从前或以后的朝代，这或许可以理解，但是，这是在与北元激烈对抗的明朝初期，无论是政治、军事还是文化，在各个层面上，明朝都不能输，也输不起。
所以，作为开国皇帝，朱元璋，内心深处对秉持考试公平、却不讲究政治正确的考官刘三吾，以及主持复查的老状元张信等人，内心无比恼火。
当时，朱元璋考虑到“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，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，颇欲以假科举名以笼络之”，但是，单纯从考试公平原则出发的刘三吾、张信等人，却没有看透朱元璋怀柔北人的“宏图远略”，于是，在南榜事件之后，手段毒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，最终决定以简单、粗暴、极端的方式，来解决由于南榜事件引发的北方考生骚动不满问题。
在读书人刘三吾和张信看来，这是一场纯粹的考试公平问题；而在开国皇帝朱元璋看来，这则是一个有关帝国开邦、对抗北元、镇抚人心、安定北方的政治远略问题。
思想单纯的读书人，没有领略开国皇帝的宏图远略，如果碰到一位像刘秀一样的开明皇帝，或许只是挨一顿训、降职或贬官了事，但碰到一位像朱元璋一样出身草莽、手段毒辣的开国皇帝，这注定又将是一场腥风血雨。
对于在胡惟庸案、李善长案、蓝玉案，以及郭桓案、空印案等案件中，动辄诛杀几万人、前后残杀二十万人的朱元璋来说，即使是在建立大明帝国后，他虐杀、残杀、无理株连酷杀的爱好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始终不曾根除，因此，对于朱元璋来说，在南北榜案中，杀掉两位状元和几个主考官，平息下北方考生的怒气，实在是太轻松了。
对于一位将动辄杀人，作为政治权术的帝王来说，这实在不值一提。
不仅如此，朱元璋还宣布将南榜中中举的全部52位南方考生，“俱不刻《登科录》”，也就是说，他还宣布，南榜的考试成绩，无效。
在朱元璋的刻意安排和亲自阅卷提拔下，在当年六月的北榜中，在三月的南榜殿试中落榜的山东人韩克忠，最终被录为状元；另外一位山东人王恕被录为榜眼；山西人焦胜则被录为探花。
此外，还有58位北方考生被录取为进士。
在南榜事件之后，集体鼓噪的北方考生们，最终踏着两位状元陈䢿和张信的人头和血泊，在帝国政治中走上了金銮殿，高中进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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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两位状元被杀，南榜进士被撤销功名，但南北榜案的遗波，并未消失。
南北榜案之后，根据有心人统计，在整个朱元璋执政的洪武时期，包括南北榜在内，共录取各科进士共867人，其中南方籍620人，占总数达71%。
尽管朱元璋开始有意矫正这种南北方科举考试全面失衡的局面，但南北榜案后的第二年，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年），71岁的朱元璋最终病逝。
大明帝国的南北方文化严重失衡问题，仍然没有得到矫正，也难以矫正。
此后，在朱元璋之后的建文帝时期，共取进士106人，其中南方籍89人，占总数的83%；
到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、明成祖朱棣时期，共录取进士1819人，其中南方籍1519人，也是占比83%。
面对这种南北方文化成绩全面失衡的局面，为了延续朱元璋的政治策略和改革思路，同时也是兼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原则，于是，到了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时期，作为江西吉安泰和人的大学士杨士奇，也看到了科举考试中南北考生录取失衡的问题严重所在。
于是，杨士奇向明仁宗提出，应该在科举考试中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分别取士，并提出应该按照“南六北四”的比例，分配科举进士的录取名额。
杨士奇指出，当时北方士子由于长期在科举考试中大规模落败，以致对读书上进和进入帝国官场意兴阑珊，“北士得进，则北方学者亦感发兴起，往年只缘北士无进用者，怠惰成风。”
对于杨士奇的建议，明仁宗也深以为然，并计划开始实施南北分卷制度，可惜，执政未满一年的明仁宗朱高炽在1425年猝死，南北分卷未能及时实施。
一直到两年后的宣德二年（1427年），明仁宗的儿子、明宣宗朱瞻基最终将南北分卷制度付诸实施，并按照“南六北四”的比例录取进士，以实现科举考试的区域均衡，将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并举齐驱。
到了明代宗朱祁钰时期，景泰五年（1454年），明朝最终将南北卷制度，详细划分为南、北、中卷制度，其中还对南、北、中卷所属地区进行了详细划分，其中规定：
南卷，应天及苏、松诸府，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广、广东；
北卷，顺天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；
中卷，四川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及凤阳、庐州二府，滁、徐、和三州也。
在这种分南、北、中区录取的制度安排下，大明帝国的科举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问题最终得到了有效的均衡，而为了防止部分考生利用规则，考试移民到北区和中区报名考试，明朝官方还规定“妄报中卷、北卷者，本部指名参退”，明确规定，如果查出属于考试移民，将明确除名处理，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南北区域的考试公平。
在南北分卷的区域公平照顾下，北方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受到了极大的促进，此后，从唐朝安史之乱后，历经五代十国和两宋、元朝动荡，文化贫弱的北方，开始出现了欣欣向学的局面：
无地不设之学，无人不纳之教。庠声序间，得规叠矩，无间于下邑荒徼，山陬海涯。
这也使得明朝大大增强了在北方地区的人心吸引力，有力促进了明朝中央对北方和边疆地区的重新控制。
此后，明朝的科举考试分区制度改革，一直延续到清朝。顺治年间（1643-1661年），满清将中卷并入南、北卷，开始实行南北卷制度；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，南北卷制度最终被废除，实行分省录取制度，而这，也是今天高考分省考试制度的由来。
而回顾历史，这场始自明朝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的科举改革，以南北榜案中两位状元的人头，在残酷中婉转促进了历史的进步。
历史的每一次前进，经常都滴淌着，无辜者的鲜血。
参考文献：
黄文：《明初“南北榜”论述》，《绥化师专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，1989年第4期
梁姗姗：《从南北榜到定额取士——明代会试取士区域矛盾的合理解决》，《贵州文史丛刊》，2014年第3期
靳润成：《从南北榜到南北卷——试论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》，《天津师院学报》，1982年第3期
王元林、梁姗姗：《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博弈——洪武丁丑会试南北榜案重新解读》，《求索》，2014年第9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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